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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加利 | 21st Oct 2018 | 時事版 | (30 Reads)
對於不能完全禁絕而且需求龐大的事情,與其耗費大量司法資源去壓制,倒不如將其規範化或者寓禁於徵。香港開埠以來不乏這樣充滿政治智慧的例子,如禁賭後容許民間持牌經營麻雀館、禁娼後讓一樓一鳳在法律狹縫生存、為取締成行成市的字花而授權馬會開辦六合彩、為打擊非法足球外圍而開辦的足智彩,都是近似的概念。可是特首林鄭月娥卻反其道而行之化身現代林則徐,在施政報告中明確表示禁絕電子煙,更謂未來禁止傳統香煙並非不可考慮,雖然贏盡保守團體的掌聲,卻令向來以自由見稱的香港褪色。反觀地球另一端的加拿大,總理杜魯多實踐了他的競選承諾,突破重重障礙,於周三宣布大麻合法化,此舉除了創造稅收外,更大大減輕了處理有關大麻案件的社會成本,當然亦會產生尚未浮現的壞影響。兩者孰優孰劣,則視乎觀點與角度。